即：社会个体的事情或社会个体之间的纠纷，一般由社会个体自己解决。
第二，罗马私法中的契约观念对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原则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二）民法通过保障社会个体（自然人和法人）的各种权利，保持社会的自由创造活力 在我看来，权利的主要有三大作用，一是规定人格权平等，使人有尊严体面地活着。
只有在民法的方法无法很好解决相关纠纷，而且相关行为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时，才有必要动用刑法。除非得到社会个体的请求，国家不要去干预社会个体的事情。2.宪法规定了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与民法体现平等主体间的人身财产关系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宪法学认为，国体（社会各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谁为统治阶级、谁为被统治阶级）决定政体（统治阶级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第二，英国式的两权分立（即议行合一、司法独立）。正是以罗马法复兴带来的法人代理观念关涉全体之事，须得全体同意原则，城市代表才成为议会的固定组成部分，城市代表的出现促成了封建咨议会向议会的转变。
如果不是宪法规定了上述内容，法律无从产生、无从实施。在法律体系中，民法采用的社会习惯是最多的。[44]如赵宏：《行政法学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
通过引入主观公法权利理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形成了以行政权和公民权为双核结构，使得行政法学理论既关注客观法秩序实现，也关注公民的主观公法权利保护，最终实现了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均衡，有利于保障行政法学内部理论体系的稳定性和融合性。[74]参见[德]哈特穆特·鲍尔：《国家的主观公法权利——针对主观公权利的探讨》，赵宏译，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1期。人的集体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横向比较并不能导致公民之间的权利斗争，甚至人们很难察觉权利的多少差别，尤其当宪法规定平等原则，每个人的权利在法律上都是相对平等，法律至少保证了在同等的主客观条件下，法律不会赋予某人比其他人更加优越的人格。[16] （一）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变革的理论困境 1.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建构定型 我国行政法学的体系虽然经过近四十年的探索，但目前尚未完全定型。
[75]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著：《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76-78页。[3]法典化时代背景下，[4]制定行政法典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当然这需要整个行政法学界共同推动和努力。
[41]从行政行为理论一枝独秀到当前主流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理论应当与法律关系理论相互配合，彼此补充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地依赖行政行为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理论来完成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具体可以考虑以法律关系理论为基础，构建客观行政行为理论和主观公法权利理论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反之，如果公民利益请求只是立法规范在课予行政机关法定义务的反射性利益，那么公民的公法请求权则无法获得认可。[27]参见罗智敏：《行政法法典化背景下我国行政行为理论研究的挑战与应对》，载《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5期。
《行政法理论基础回眸——一个整体观的变迁》，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将主权国家拟制成为法律主体，实际上也是与当前依法行政、依法裁判、依法立法的基本法治框架相契合的。法治国之下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当是开放式的，即法无禁止则自由，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是一种天然状态下的不可侵犯状态，但在纵向调整模式之下，公民权利的范围被限定为与行政行为规范相对应，意味着公民权利实现高度依赖于行政主体是否依法行政，当且仅当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行政行为时，公民权利方才有所保障。参见应松年：《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载《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
[26]参见赵宏：《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产生及功能的历史考察》，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章志远教授也提出，制定行政法典是行政法学人孜孜追求的梦想，当前制定行政法典具备相应的有利条件，并提出行政法总则+编纂行政法典各分编的法典化模式，到2030年最终实现编纂完成。
法律关系理论的重新激活与回归可能，主要是因为行政法律关系理论的视角更为丰富，较行政行为理论更能够涵盖更加丰富的社会关系、更加完整的行政过程，更系统地看待现代行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69]德国法在权利前面冠以主观权利，其根本意图在强调公民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在权威国家时代公民仅仅是宪法规范或者国家作用的客体，使公民一跃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宪法规范主体。
在司法的行政背景下，公法权利救济不是直接以主观公法权利为逻辑起点，而是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折射效果。在保护规范理论的要求下，公民的主观公法权利与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之间容易出现一种紧张关系，为了缓解这种张力，就必须系统地研究和引入公法请求权理论，在法律关系中明确不同法律主体、在不同情况下享有的、针对特定行政机关或者国家的公法请求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高权行政之下以行政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经典行政法学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法治政府的建设需求。与此同时，社会治理、政府规制、新公共管理、法政策学等一系列新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纷纷进入行政法学研究视野，对以行政权为单一核心建构起来的行政法学理论产生了冲击，当前亟需变革行政法学理论以满足现实需求。杨建顺教授后又发文，认为行政法典化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法律关系理论本身具有动态性、灵活性、平等性等优势，在法律关系理论基础上构建双核行政法学，将塑造新时代行政法学体系的全新面貌，推动我国行政法学体系化转型。
这种研究导向排斥纯粹的坐而论道式研究进路，将解决实际问题、接地气、影响法治实践，甚至获得重要批示奉为圭臬。郭胜习，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
其要件包括：行为作出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或者授权组织。[8]江国华教授认为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转型是当前中国法治实践转型、政府职能转型的必然结果。
[24]参见成协中：《行政行为概念生成的价值争论与路径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1期。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应当关注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对于这一点罗豪才教授早已指出，当前理论界已经就行政法学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共识，即应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为核心来重构行政法理论体系。
[1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法学》2002年第8期。另一方面得益于几十年来中国行政法学者引介国外行政法学研究成果，不断推动外国经验的本土化，使得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59]完全意义上的行政行为，指狭义的行政行为，即指传统的具体行政行为概念所需要具备的要求。立足于法律关系的基本框架，通过分析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厘清行政主体与公民之间相互负有的义务和享有的权利，促进行政管理任务实现和主观公法权利的保护，引入公法权利理论能够有效解决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内部融贯性和外部的开放性问题。
关保英教授对制定行政法总则表达了肯定意见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为行政法体系的整合提供了良好契机，行政法体系的完善也依赖于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如果说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对传统行政行为理论进行了补足，那么这种补足方式应当是法律关系理论为行政行为理论变革发展提供了新平台，促使行政法学的研究重新回归作为部门法学的法学研究序列之中，运用法学的思维方法和逻辑重新思考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从行政主体面向上看，这些产生行政法律关系的行为中，既包含着已经成熟的、要件式、类型化的行政行为，也包含着诸多尚未成型的、形式多样灵活的各类行政手段。[10]薛刚凌教授认为，行政法的本体应当是公共行政，强调所有的公共行政都要受到行政法的支配，重视行政法的整体性推进，但实际上仅涉及几个具体的制度，造成了我国行政法治预期目标与实践运行存在巨大差距。
在日本该学说的首推者为远藤博野教授和盐野宏教授。[68]参见[德]见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74-84页。
其次，在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框架之下，公民权利保障的逻辑是：法律规范控制（职权法定）——行政行为（正当程序）——合法性审查——权利保障，四者同处于一条纵线之上。[31]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支点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行政行为理论的核心支点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学者们观点不一也反映出了支点选择的内心困惑。单核模式的经典行政法学在立法上表现为对行政主体的授权，公民权利的保障主要取决于行政主体是否坚持依法行政，在法律地位上公民权利的保障处于消极地位。[3]应松年教授提出中国的行政法治道路本身是一条创新之路，从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和现实的法治政府建设实践来看，制定行政法总则的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鉴民法典的制定经验，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法，先制定行政法总则，再编纂行政法典。
对于制定行政法典应当采取限缩法典说，而不是把各个领域的行政法典都纳入其中。[18]近些年，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法学系统化、行政法学转型做了深入研究。
[36]参见苏宇：《面向未来的学理革新：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之审视与展望》，载《行政法学研究》2019年第6期。是行政主体对外作出的。
五、重构主客观相统一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 只有知道站在什么地方以及要往什么方向去，才能决定应该要怎么走。公权力的规制重心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权力运行合法性与正当性层面，还须强调如何在最大限度上满足公民权利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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